诸葛亮（公元181—234年）是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也是很有名的军事家。他在开创和治理蜀国，以及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和反对南中分裂的事业中，既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，又显露了突出的军事才能。从他遗留下来的军事著作来看，内容极为丰富，在继承先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，总结了实践经验，颇有不少创新之意。

诸葛亮像

一、战备思想和战争胜负观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，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。关于军队作用的这个实质问题，诸葛亮是如何认识的呢？他在《治军》篇中，首先就指出“治军之政……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；”“国以军为辅……辅强则国安，辅弱则国危”。就是说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（“国之有辅，如屋之有柱”）,是用来保卫国家政权的，军队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。他又说：“士卒散亡，其众（指军队）必寡，威武不行，见敌不起，下不劝功，上无强辅……其国危殆”。如果军队没有战斗力，甚至逃亡，军队力量衰弱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，国家政权必将处于危险地位。可见他抓住军队作用问题的实质，对于军队和国家政权的关系，认识是比较清楚的。关于军队对内外的两大职能，诸葛亮明确地指出："治军之政为治边境之事”，即对外反对侵略；对内“匡救大乱”，“诛暴讨逆”。他所谓的“匡乱”和“讨逆，主要是指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，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，同时也包括反对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割据，以维护国家的统一。这后一点，从他的军事实践上表现得十分清楚。

应当指出，关于军队和国家政权的关系，在《孙子•作战》篇中是这样说的：“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”；《谋攻》篇又说：“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辅周（周密）则国必强，辅隙（缺陷）则国必弱”。把这两段文字同诸葛亮论军队和冒家政权的关系的文字加以比较，可以看出，诸葛亮的认识根源于《孙子》，但必须注意,诸葛亮是指“军”的作用，孙武是指“将”的作用，一字之差，不仅含意大变，而且认识也颇见高下。军，是指整个军队，主要是指士卒，其中也包括将领在内。所以诸葛亮在“国以军为辅”的前提下，紧接着又指出“在于所任之将也”，同时注意将领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。这样，着重指出军队对于国家政权的巨大作用，而不局限于将领的选择，就把军队建设与政权的关系的认识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军队既然是保卫国家政权的，其对内对外职能决定了军队建设关系国家的安危，诸葛亮进一步产生了关于战备的观点。他在儒家“不备不虞（不事先准备），不可以师”；“豫备无虞（事先准备），古之善政”的思想影响下，十分强调“居安思危”，“有备无患的战争原则。据此，他得出一个极为深刻的结论：“夫国之大务，莫先于戒备”。一个国家政权最紧要最重大的任务，是从事军队建设，在军事上作好防御，随时准备反对内外敌人的颠覆和侵略。正如叶帅所说：“在战争史上，有备无患，无备受挫的例子，是不胜枚举的”。诸葛亮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点，在当时是非常精辟的见解，是他军事思想的基础。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从阶级对阶级的专政，说明军队的作用、但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。

关于战争胜负观，是军事学上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。大家知道，“战争的胜负，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自然诸条件，这是没有问题的”。诸葛亮在分析战争胜负时，正是从敌我双方上述诸条件出发的。他说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揣其能而料其胜负，主孰圣也？将孰贤也？吏孰能也？粮饷孰丰也？形势孰险也？宾客孰智也？邻国孰惧也？财货孰多也？百姓孰安也？由此观之，强弱之形，可以决矣”。他又说：“若用贤授能，粮食羡余，甲兵坚利，四邻和睦，大国应援，敌有此者，引而计之（退避待机进攻）”“凡师老粮绝，百姓愁怨，军令小习，器械不修，计不先设，外救不至，将吏刻剥，赏罚轻懈，营伍失次，战胜而骄，可以攻之”。在这里，诸葛亮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地理、民心背向、将领指挥才能、兵士的战斗力等等，有关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客观诸条件，全部包含在内了。《孙子•计》篇中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，不仅没有涉及到外交，而且没有讲到经济条件。诸葛亮则一再强调“粮饷"、“财货’,、“粮食”的重要性。“战争是力量的竞赛”，特别是作为战争物质基础的经济实力的竞赛，任何“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”。由此可见，在战争的胜负观上，诸葛亮的认识比先秦军事家更全面更深刻了。

二、关于治军思想

诸葛亮认为，治军必须把“教化"和“严刑赏罚”这二者结合起来。他引用孔子的话：“以不教而战，是谓弃之”；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（打仗）矣。因而要“教之以礼义，诲之以忠信，诫之以典刑，威之以赏罚”。当然，他所提出的所谓“教化”，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，用儒家的伦理思想，提高将领士兵的政治素质，使其能自觉地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战，显然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，是应当给予严肃批判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以军事观点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了新的解释。此如，他说：对兵士“知其饥寒，察其劳苦，此之谓仁将”;“事无苟免（凡事坚持正义），不为利挠，有死之荣（以战死为荣），无生之辱（不为贪生怕死受屈辱），此之为义将”；“贵而不骄，胜而不恃，贤而能下，刚而能忍，此之谓礼将”；“进有厚赏，退有严刑，赏不逾时，刑不泽贵，此之谓之信将”；又说：“忠，以身殉国也;“仁，善养士卒也”；“勇，敌众不挠也”；“敬,礼贤能也”。总之，他要求将领士兵妾“见利不贪，见美不淫，以身殉国”，不图个人的私利和安乐，而要绝对地忠于朋汉政权，维护地主阶级利益。其实，任何阶级的军摹家，都必然首先要求将领士兵在政治上忠于本阶级的利益，这是治军的一条根本原则，只是阶级地位不同，所要求的政治标准不同而已。

谙葛亮特别强调，治军要严于法纪，赏罚分明。他认为“赏罚不明，法令不信”，军队纪律不严，不听从指挥，“虽有百万之师，无益于用”。他在《斩断》篇中，规定五十多项违反军纪的行为，都必须处以斩刑。其中如“赋赐不均，阿私所亲，取非其物，借贷不还，夺人头首，以获其功”，“变改姓名，衣服不鲜，旌旗裂坏，金鼓不具，兵刃不磨，器仗不坚，矢不著羽，弓弩无弦，法令不行”，“闻鼓不进，闻金不止，按旗不伏，举旗不起，指挥不随，避前向后，纵发乱行，折其弓弩之势，欲退不斗，宜左或右，扶伤举死，自托而归”，甚至连“咽塞路道，后不得先，呼唤喧哗，无所听闻”，“合人饮酒，阿私取受，大言惊语，疑惑吏士”等等，可有这些违反军纪的行为，都变处以斩刑。同时，他反复指出赏罚分明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。说：“赏于无功者离，罚加无罪者怨”，因而要“赏赐不避怨仇"，“诛罚不避亲戚”。又说：“赏以举功，罚以禁奸，赏不可不平，罚不可不均。赏赐知其所施，则勇士知其所死，刑罚知其所加，则邪恶知其所畏”。还说“赏罚不明，下不劝功”；“赏罚不曲，则人死服”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为了建立一支号令统一，纪律严明，英勇战斗的军队，以战胜敌人，保护地主阶级的统治。

诸葛亮在治军中对将领的选择扣要求，是非常严格的，有八篇军事著作者论将领。他认为最理想的将领，除了在“教化”中提出的要求外，还要“上知天文，中察人事，下识地理”，有高超的驾驭战争规律的能力，做到“奇变莫测，动应多端，转祸为福，临危制胜”。同时强调官兵要团结，将领与兵士要同甘共苦。他说：“用兵之道，在于人和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。若将吏相猜，士卒不服”；“士无气势，不齐其心”,必然要打败仗。他指出：“为将之道，军井未汲，将不言渴；军食未熟，将不言饥；军火未然，将不言寒；军幕未施，将不言团；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与众同也”。他要求将领对士兵，要“有难，则以身先之，有功，则以身后之”，“饥者，舍食而食之，寒者，解衣而衣之”。又说：兵士未休息，将领不休息，兵士未吃，将领不吃。将领和兵士要“同寒暑，等劳逸，齐甘苦，均危患”。他反对将领压迫士兵，只有这样，士卒才听从指挥，英勇杀敌，所向必胜。虽然在,建制时代，将领对士兵不可能真正做到平等相待，而且要用严刑峻法来维持上下级之间的关系，但诸葛亮对将领这样严格要求，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取得胜利是有利的。

治军必须认识兵士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，从而重视整个军队的建设，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，而不只是着眼于将领的选拔或武器装备上。对此，诸葛亮有较详尽地论述。他说：“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以败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以胜”。所谓“有制之兵”，是指兵士政治技术素质高，战斗力强，将领指挥才能差一些，不一定打败仗；否则，兵士战斗力弱，将领虽有指挥才能，不一定能打胜仗。这里，诸葛亮突出了训练有素，纪律严明而战斗力强的军队，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主导作用。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军事著作中，他认为“士不致命则军无功”，所以“兴战必用众心”，要“察众人之心”，“杨士卒之能”,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。他在《出师》、《习练》、《选材》、《哀死》等篇军事著作中，围绕者发挥兵士的战斗积极性这个主题，指出“六军之善士，各因其能而用之"，必须使“人（指兵士）愿斗"，“人乐死”，“士必尽死”，“莫不前死”，只有充分发挥兵士的作用，英勇杀敌，无所畏惧，方能攻必克，战必胜。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，可以说是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。

我们知道，先秦军事家大都没有明确地讲到兵士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。不仅如此，《孙子•九地》篇中还说：“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……若驱群羊（指士卒），驱而往，驱而来。”要蒙蔽士卒的耳目，使他们对军事计划亳无所知，像羊群一样，只受驱使。《孙膑兵法》《威王问》篇说：“明主、知道（掌握战争规律）之将,不以众卒几（指望）功”。明君贤将不依靠众卒完成主要战斗任务。在《兵情》篇中还把士卒比敝弓筋的矢，只是杀伤敌人的一种工具。他们都是把士卒看成消极彼动波驱使的对象，对于士兵在战争中的垣大作用不够重视。认为只有“明王”、“圣人”、“贤将”才能“广万乘王，全万乘之民命”，这里涉及到一个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，正是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上，诸葛亮比先秦军事家都站得高些，他的认识无疑是对治军思想的发展。

此外，诸葛亮对军队的训练和装备，也极为重视。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兵要精就必须严格选择和训练。关于军队训练的重要性，他有很中肯地论述：“夫军不练，百不当一，习而用之，一可当百”。他还主张开展兵教兵的群众性的练兵活动，一人可教十人，十人可教百人，百人可教千人，千人可教万人，如此教遍全军。这种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的思想，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

三、指挥战争的原则

（一）《孙子•谋攻》篇说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”关于这句军事学上的至理名言，毛主席曾经指出“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，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，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;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”。诸葛亮在肯定将领的谋略时说：“自料知他（故人）也”；在反对将领的“弊害”时又说:“料彼不自料”。这都是要求将领指挥战争，必须“知彼知己”。他在《五善》篇中指出，将领娶“善知敌之形势，善知进退之道，善知国之虚实，善知天时人事，善知山川险阻”。这可算是对“知彼知己”的具体解释，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，敌我国家的强弱，将领指挥才能，兵士的战斗力，天象气候的变化，地形的利用，进攻退守的时机，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，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。“彼”和“己”即“敌”和“我“，是在战争中一对矛盾着的事物，所谓强弱、进退、胜败都是在双方战争行动中产生的，因而对敌我双方的了解，不能孤立地去看问题，必须把双方联系起来,并在变化中进行考察。因此，诸葛亮指出：“知其士乃知其敌，不知其士，则不知其敌，不知其敌，每战必殆”，这是对“知彼知己”更深一层的认识，即把敌我双方的情况联系起来，加以对比研究，利用和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有利因素，去攻击敌人各方面的不利因素，这才算真正的“知彼知己”，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。

（二）战前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。“优势而无准备，不是真正的优势，也没有主动”。对此，诸葛亮不仅比先秦军事家讲得清楚透彻些，而且他把作战有无准备，同能否发挥兵士的积极性联系起来。他说：“故三军之行，不可无备”；“战士能勇，恃其备也”“无备，虽众不可恃也”。这是说，有准备战士才有信心，杀敌才勇敢。如果没有准备，军队虽多，也靠不住能打胜仗。他又说：“无恃敌之不至，恃我之不可击”；“先计而后动，知胜而后战”；“智者先胜而后求战，阍者先战而后求胜”。这都是讲，每战必须力求有充分的准备,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，确有胜利的把握，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

（四）在战争中，敌我双方强和弱、优势和劣势、主动和被动，都是千变万化的，所谓“兵无常势”。诸葛亮指出：“善将者，必因机而立胜”；“夫必胜之术，合变之形，在于机也”。所谓“机”，是指战争中的灵活性，指挥战争必须随机应变，夺取胜利。所以他说：“见机之道，莫先于不意……以祸出不图，变速非虑也”使敌人完全意料不到，无从准备和对付，从而击败敌人。他又说：“军以奇计而谋，以绝智为主”；“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敌不知所攻。善攻者，不以兵革，善守者不以城郭”，要“攻其无备”，“出其不意”。这些都是指，在战争中要变化莫测，见机而作，不能拘守一格。在战争瞬息万变之时，要掌握其客观规律，尤其困难。所以诸葛亮指出，不管敌我形势怎样变化，总要“因人之势以伐恶……因人之力以决胜”，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，利用敌人的弱点，发挥自己的长处，以战胜敌人。

（五）在每次战役上，诸葛亮十分讲究“气势”和“神速”，多次说明“气势”在战斗中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士无气势……虽有百万之众，而敌不惧”。又说：“计谋欲密，攻敌欲疾”；“静如强弩之张，动如机关之发，所向者破，而劲敌自灭”；“退若山动，进如风雨”。这都是说，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，迅猛异常，敢冲敢打，一举消灭敌人。

（六）古代作战，很重视阵法。阵法相当于现代的战斗队形和战法。由于生产的发展，军队装备的复杂，兵种的增多，军队数量的扩大，战争规模也相应地增大，同时战争地域增广，地形的复杂多样，因而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，阵法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。陈寿说，诸葛亮“推演兵法，作八阵图,咸得其要”。诸葛亮大概根据东汉窦宪的“八阵”法，推演改善为“八阵图”，成为一种新创造。在以后的实战中，八阵图很被重视。八阵图法，就是在进攻退守、驻营行军中，一方面注意队形战法奇正变化的无穷，另一方面所有的营垒井灶厕所屏障，都按一定的阵法战法法度兴建，随时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西晋马隆用八阵图法收复凉州，北魏刁雍请采用诸葛克八阵图抵御柔然，唐代李靖对唐太宗说，六花阵原出诸葛亮八阵法。西晋李兴说：“推子（诸葛亮）八阵不在孙吴（孙吴兵法所没有）”。这是指诸葛亮对阵法的推演创造，发展了孙吴兵法。

（七）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中，还包含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比如，他在讲到战争中安危、存亡、治乱、利害、成败的关系时，已经认识到事物的两重性和可变性。他说：“夫危生于安，亡生于存，乱生于治”“故欲思其利，必虑其害，欲思其成，必虑其败”。他在《将刚》篇中说：“善将者,其刚不可折，其柔不可卷，故以弱制强，以柔制刚。纯柔纯弱，其势必削，纯刚纯强，其势必亡；不柔不刚，合道之常”所谓“不柔不刚”，就是指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,指挥战争要当刚则刚，当柔则柔，刚柔相济。也就是要“能柔能刚，能弱能强，能存能亡”。才算是“合道之常”，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常规。也就是说，将领要按照战争规律指挥战争，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
我们知道，自战国以来，阴阳五行学说开始侵入军事学领域，这在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吴子》等书中已有所反映。至西汉董仲舒借天变灾异附会经义，以及东汉讦纬之学风行，致使古代军事科学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，变成充满着妖氛弥漫的灾变吉凶和阴阳卦学之类，古代军事科学的精华几乎丧失殆尽。诸葛亮不仅把军事学建筑在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上，把指挥战争放在战争发展规律上，而且他完全摒弃了神学观念，坚决反对军中“虚夸妖术，诡言神道”；“相嘱以祸福，相惑以妖言”；以为是“三军之蠹”"军国之弊，”必须革除。因此，诸葛亮的军事著作，以及和他同时的曹操删注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对于我国古代军事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，起了澄清理论和承先启后的作用。正因为诸葛亮全面地总结和推进了古代军事学，在兵法兵制上都比较完备，所以司马昭灭蜀后，专派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蜀国的兵法兵制，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。

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期，坚定地贯彻“夫国之大务，莫先于戒备”的战备主张，以及“兴战必用众心”的战略原则，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都服从于这个总目标。特别是作了大量的“练兵讲武"，治理军队，以及“务农殖谷”，使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等准备打仗的工作，因而蜀国在三国中虽然力量最弱，但在针对强魏的军事斗争上，却一直处于主动地位。历史经验证明，只要政治和军事路线正确，在精神和物质上作为充分准备，积极进取，而不是消极防御，弱者不但能够对抗强者，而且还能取得一定的胜利。

作者简介：朱大渭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学术委员。

文//来自于《史学月刊》1980年02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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